2018年10月8日《徐汇报》刊载了我的一篇小文，将原标题“上海话，普通话”改为“学说上海话”，我想并不是自己“脑子煞清”，而是那个时候编辑部就已经提出了推广上海话的重要性，五年后我想再说说“学说上海话”。
　　母亲是上海人， 教会了我们五个孩子说上海话， 但我们全家生活在福建的部队， 同住军营的奶奶不会说普通话，她是常熟人，和上海应属于一个语系， 因此上海话只限于在家里说。 母亲爱说上海话，她爱她的家乡，每每进得家门说上海话，出门开“国语”，即说普通话。也不知道为甚，来自五湖四海的兵们都不太待见上海兵，况且部队规定说普通话，但凡上海兵遇到上海兵，开“国语”就觉得“老怪额”，轻轻地“糯哒哒”地说着上海话，那种能够在异乡说家乡话的“惬意”只有“阿拉”意会。
　　后来我在部队遇到了一个上海兵，阿拉避开他人糯哒哒地说着上海话，他的上海话“滴滴呱”，我的沪语则比较“大兴”，几次“嘎三胡”之后，缘定终生。
　　回上海到医院工作，单位里80%的同事又是来自五湖四海，就诊的全国各地都有，通行普通话。 和正宗的上海同事相比， 我的上海话“洋泾浜”，危机感来自去商店购物，如果用上海话就不会遭冷眼，否则转身背后会有那么一句上海话：“巴嘞结棍！ ”
　　上海话说得比较“溜”的时候我的普通话又出了毛病。“这个字读错啦！外婆您怎么‘平翘舌’音分不清……”指导我的是嫡亲外孙女囡囡， 她的普通话真说得比我好。回听祖孙一起录制的朗读作品，囡囡标准的普通话“字正腔圆”。
　　说来也怪，从小在上海长大的囡囡几乎不会说上海话，女儿女婿来家我们用上海话“嘎三胡”， 没法插话的囡囡发急：“你们说什么？ 我听不懂！ ”这时，轮到我当老师啦：“囡囡为啥勿讲上海闲话？ 阿婆教侬好伐？ ”“老师又没有要我们说上海话，我们在学校要求说普通话。 ”囡囡的理由。
　　对咯，从幼儿园、小学再到初中、高中，校园内流行普通话，在这样的语境中，即便学了几句上海话，也无“用武之地”呀！我多么希望学校能够设立“沪语选修课”，多么希望有那么一天，老师要求囡囡们在说标准普通话的同时会说各自的“家乡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