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光阴像条漫漶的河，把童年记忆里那个总在玻璃罐前忙碌的身影， 泡得有些模糊。直到这次赴北京她的新居，我才看清姑妈戴如琴———93岁的她，头发已白如霜雪，背脊却仍挺得笔直， 桌案上摊开的实验报告，红笔批注的字迹力透纸背，丝毫不见老态。她正低头核对一组真菌多糖的检测数据，听见动静抬头时，眼里的光比窗外的蝉鸣还要清亮。
　　“小时候总偷你罐子里的芦荟胶抹手，被你追着打呢。”我笑着打趣，她也笑，眼角皱纹堆成细密的网，“那时候哪顾得上，满脑子都是怎么把芦荟里的好东西提出来。”闲聊间才知，那些年她埋首的“罐罐”，竟与屠呦呦在同一间实验室里的青蒿研究遥遥相望。同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研究者，她们共用过一台老旧的离心机，在深夜的走廊里碰见过彼此带着药香的身影———一个在青蒿素里找抗疟的答案，一个在中华芦荟中寻抗辐射的可能。
　　书房的书柜里，最显眼的不是奖状， 而是一摞摞实验记录本。 1987年的那本，纸页脆得像枯叶，上面画着密密麻麻的层析图谱， 旁边有行小字：“第47次提取，芦荟苷纯度78%，仍需优化。 ”她指尖划过那行字，轻声说：“那时候和许锦良教授熬了三个通宵， 就盯着冷凝管滴液，一滴一滴记数据。 ”后来，这些“滴液”凝成了抗辐射软膏，成了抗癌辅助胶囊， 经临床实证，中华芦荟的药用价值终于从古籍里的“治疥癣”，变成了现代医学里可测量的疗效数据。
　　她的研究从不止于芦荟。晚年转向真菌多糖时，家人都劝她歇着， 她却搬了台显微镜到卧室，说“真菌的菌丝像老太太的银丝，藏着治心病的宝贝”。那些年，她带着学生跑遍云南的原始森林，采回的菌子装了满满一后备箱， 在实验室里熬出的药液，竟真的在动物实验中显露出保护心血管、抑制病毒的作用。“中药不是慢郎中，是没找对打开方式。”她说这话时，正用放大镜看着一张真菌孢子的电镜照片，像在端详一件稀世珍宝。
　　“您这些成果，够申报诺贝尔奖了吧？”我话音刚落，她正往试管里加试剂的手顿了顿，随即笑了，“奖是给别人看的，药是给病人用的。 我这身子骨，多做一组实验，比拿什么奖都实在。”阳光穿过窗玻璃，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也照在那管冒着细小气泡的试剂上，气泡升得很慢，像她走过的七十年科研路，每一步都沉得扎实。
　　四十年未见，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皱纹，却没能磨去她眼中对科研的热忱。她或许从未想过“伟大”二字，但这份以生命丈量科学的执着，这份对科研纯粹到极致的坚守，早已在时光里为她镀上了最厚重的勋章。
　　离开时， 阳光透过窗棂，落在她伏案工作的背影上。我忽然明白，有些人生来就不属于聚光灯，他们只愿做科研路上的苦行者，用一生的专注，为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写下最动人的注脚。姑妈戴如琴，便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