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纯丹
　　我自己一生中曾写过两封有价值的信：拯救一个家庭。
　　1974年初夏的一天，在上海电机厂与我同一车间的徐师傅邀我晚上去她家。在这年的春天，徐师傅的丈夫老郝因肝硬化过世。老郝是成都军区部队的一位营指导员，常年驻扎在青藏高原。 恶劣的生存环境毁坏了他的健康。
　　为了两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我为徐师傅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老郝的叔叔大首长，一封写给成都军区某部。第一封信里，首先向大首长叙述了老郝不幸故世的消息和目前家里的情况，然后请求大首长为老郝追认烈士一事出力。 信上说，虽然你们叔侄之间过去有些不和，但看在侄孙的份上，孩子是无辜的，又亟需抚养。第二封信，向部队首长义正辞严地表白老郝家属徐师傅的诉求和心愿。
　　我给她出的主意是先把第一封信发往南京，如果老郝的叔叔有回复，并肯帮忙，再动用第二封信。 徐师傅言听计从地随即寄出第一封信。 过不多时，老郝的叔叔就有了回复， 要徐师傅去成都军区，他已安排好了。 考虑到孩子在家没人带，徐师傅便带着两个孩子同行，还带上了我写的申诉信，千里迢迢去成都。 过了半个多月，徐师傅母子三人凯旋而归。 结果是老郝被追认为烈士。两个孩子获得了烈士子弟的待遇，徐师傅还拿到一笔抚恤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