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日常的写作主要倚重普通话，但普通话在文学上有着巨大的缺陷。在这方面，金宇澄的《繁花》是个极典型的例子。 普通话是官话，在语言提纯的过程中，标准会将枝枝杈杈去掉，而正是这些枝杈才能使一棵大树枝繁叶茂，庇护成荫；语言是棵大树，方言就是枝杈。
　　我国的方言极为复杂，我看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可落为文字，听得懂也能看懂，摇曳生姿；第二类不能落为文字，不管听起来有多生动，落成文字谁都看不懂；第三类能听不易落纸，写出来意味全无。举例说明，北京方言、陕西方言、四川方言、湖南方言等等都属于易看好懂的第一类；潮汕方言、闽南方言、宁波方言、温州方言等等属于听看皆难懂的第二类方言；而东北方言、天津方言、河南方言、山东方言等等属于听优于看的第三类。
　　所以， 京陕川湘这四个方言区过去最容易出作家。北京有老舍、王朔，陕西有路遥、贾平凹，四川有巴金、沙汀，湖南有沈从文、杨沫等等，他们的小说写得生动有赖于方言提供的营养。 其他地区的作家相对就没有这么集中， 年老一代的如浙江鲁迅、茅盾、郁达夫等等大作家都无法用家乡方言写作， 所以成为了思想高于语言、情节优于语言的大师；年轻一代的作家虽不胜枚举， 但因都是接受普通话教育， 风土人情的描述多于语言自身构成的魅力。
　　方言的应用在于方言的表现力。 比如妻子北京话称媳妇，陕西话称婆姨，四川话称婆娘，湖南话称堂客，既能看懂意思，又能感受地域文化的差异。这类方言蕴藏无数种表述方法，让作品保留与读者沟通的同时，又展现其方言的独特魅力，所以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洋洋大观。 而温州方言管妻子叫老安，发音类似“勒雨”，落在文字上让人不知所云， 正是这种不知所云，构成温州方言另一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