筅 马信芳
　　1982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来到巨鹿路675号， 当时上海市文联与作协一起办公。 作为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和党组书记，吴强老师的大名早就如雷贯耳。一本被誉为“十七年”红色文学经典之一的大作，从初版到“文革”前夕的8年中再版印刷44次，共出版发行180多万册。现在能在办公室里近距离地看清自己的偶像，真是高兴。
　　这是工作的第二年， 受明天出版社《登上文坛之前》丛书之邀，吴强老师接受了我的采访要求。 我来到复兴西路34号卫乐公寓，走进了这个作家之家。 吴强老师丝毫没有架子，在他的书房，我随着他的回忆，飞入那战火纷飞的岁月……
　　1933年， 吴强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期间，作为苏中军区政治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六纵宣教部部长的吴强，亲历了第二次涟水战役与莱芜、孟良崮、渡江等著名战役。
　　1947年5月17日， 亦即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吴强在驻地的村口，亲眼目睹了不可一世的张灵甫这位国民党将军最终却躺在一块门板上被解放军战士从山上抬下来的情景。 从那刻起，他心中就萌发了一个念头： 要把涟水战役、莱芜大捷到张灵甫毙命孟良崮，这些“和人物都很贯穿的故事” 编织起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这个创作的冲动难以遏制地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
　　他曾考虑，按照创造典型人物的艺术要求，从生活的大海里自取所需，编写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不受史实限制。 但细一想，因为莱芜、孟良崮战役本身就是战争中的艺术精品，透过这些史实，描写塑造人物，写就光彩的战斗历史。 战争仿佛是作品的基地，作品的许多内容应是在这个基地上建树、生长起来的。 然而，部队每天都在行军打仗，根本静不下心来写作。
　　新中国成立后，吴强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 1952年转业到地方，任华东军区委员会文化部艺术处副处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中共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要把书写出来，不仅是他的愿望，而且是他的战友和老上级的希望。 五十年代，吴强完成了8万余字的《红日》故事梗概和人物简表。 经过长期的艺术构思，带着《红日》里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和一大皮箱资料躲进了招待所开始构筑这项浩大的工程。
　　在他的屋里，桌子上和沙发上堆满了各种写作资料和中外军事名著，面前的稿纸越堆越厚， 他的写作情绪在猛烈地高涨，某些未来篇章中含混不清的地方在亢奋中不断被打通，情节、细节、人物，呼啸着向笔下聚拢。他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一直持续了4个月，才圆满地画上了句号。可他的体重却由74公斤下降到58公斤，甚至到了虚脱的地步。
　　1957年4月， 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审定，《红日》被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同年7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部作品正面展开我军全歼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宏伟画面，激越、壮丽，洋溢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热情。 反映了我军由弱到强，最终胜利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人民战争的规律，形象地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 在敌我双方人物，尤其是高级将领典型性格的刻画上，有很大的突破性。 对于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十七年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重要收获之一。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战争小说，尤其是具有史诗性质的宏大叙事的战争小说创作始终不尽如人意。 虽然从辛亥革命至1949年，期间更有民族自强的抗日战争和波澜壮阔的国共战争，但没能出现《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宏篇巨著。 整个“十七年”时期， 虽然出现了大量战争题材的小说、电影、戏曲，但基本都局限于规模很小的题材范围，让人们根本无法感受到那种大战的铁血之气。
　　所以，这期间只有吴强的《红日》和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在题材上有一定的突破， 尝试从全景式的角度对战争进行整体式的描写，虽然限于时代局限，这种全景式的尝试不能算很成功， 但其立足点已经远远高于大部分同时代的类似题材作品了，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红日》的升起是当代中国战争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红日》震撼了中国文坛，全国为之轰动。1961年，《红日》先后被译成英、法、俄、日、德等十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