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1641年），文定公安葬在当时上海县城西十里开外的三河交汇处（即现在的上海徐家汇光启公园）， 由于徐氏子孙守墓、居住、繁衍生息，加上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和宗教的兴起，城市的变迁，大量人员的迁入后，这一带逐步从“徐家湾”改名为“徐家汇”。
　　文定公出于爱国忧民的热忱，怀着宗教的悲悯情怀，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 利用西方先进的科技帮助国家逐步富强起来， 使天下的黎民能够“丰衣食，绝饥寒”。
　　他认为“富国必以本业”，他开辟农庄，身体力行，参用当时比较先进的太西农、水利技术，认真总结了农业种植、引种、水利等方面经验，编撰多部农著，不仅提出了与农事行之有效的见解、方案， 而且对农业在国家中所居地位， 国家应采取什么相关政策， 提出了系列政治主张， 他编撰的中国古代最为完整的农业百科全书———《农政全书》， 就集中体现了先祖的这种思想。 谨举二例：先祖综述了历代备荒的议论、政策，分析和提出了应采取的政策措施， 并特别介绍描述了荒年可资充饥的草、木、野菜、树皮甚至粘土等，而这一切有的均经过他本人亲口尝试之后才列入的。 对当时的朝廷命官， 要做到这一点， 应是难能可贵的。 另外， 他大力宣传引种甘薯这一事实， 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甘薯成了农民救荒的法宝， 相当程度缓解了当时农村受灾的程度。 有资料表明， 自从明末甘薯被大面积推广引种后， 中国人口呈现出实质性的增长。
　　在数算领域， 他与意大利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可以从另一侧面看到他与众不同的、极具前瞻的科学目光。 文定公对《几何原本》 评价颇高，认为“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坚信“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认为几何是“无用为用，众用所基”的科学。事实证明这种远见卓识，远领先于同时代的学者， 也对后世这门学科的发展和推广，起到至为重要的作用。 史实证明，300年后， 几何学的确成为新学教育不可或缺的学科。 徐、利合译的《几何原本》，一次成功，翻译之精准、无出其右，被称之为“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之作”。
　　晚年， 先祖主持历局工作。 修撰了《崇祯历书》（即沿用至今的农历）， 其中的二十四节气，对农业生产起到重要的， 也十分形象的指导作用，至今还是农村农作时令的主要参考之一，也是城市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历书的修撰也起了“示范”作用，促进了明清之际学习西方科学潮流的形成。先祖在晚明历法改革中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组织领导才能：机构设置、管理体制的建立、 资金的计划与使用、仪器的制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选译，特别是不拘一格选用科学技术人才等方面，都表现出高瞻远瞩的科学眼光和高度的爱国热忱！
　　先祖文定公的贡献，寥寥数笔是难以穷尽的。
　　文定公之所以在诸多领域有如此突出的建树，我想与他聪颖天分外， 那种以社稷、黎民百姓为重的坚韧信念也是密不可分的。 另外，他充满着对新事物特有的见解、兴趣和爱好，勤于咨访，不耻下问，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实在值得我们后辈好好汲取和学习！那种“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求知精神， 那种善于破除陈见，杂采众家，兼出独见；那种精谨的归纳、演绎、总结；那种一丝不苟，极为严谨的科学大家风范，不就是留给我们后代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吗？这不就是现在社会需要大力倡导和推广的吗？
　　先祖徐光启是学习、思考、实践、总结的一生，是创导知识“经世致用”实学思想的一生， 他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农政全书》《崇祯历书》《几何原本》《徐氏庖言》等一系列博大精深、 堪称近代科学史上起着“坐标”作用的著作和译著，而且，他在研究实践中所开创的路线、方法，所站立的高度， 以及那种高屋建瓴式的学术风格， 更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给予我们后人极为丰富的启迪！（作者系徐光启第十三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