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纯丹
　　1974年夏，上海戏剧学院来我所在的上海电机厂招工农兵学员。 于我是千载难缝的好机会，就报名投了材料。
　　当时改变现状有几个途径： 一是到厂部宣传科，大号杨克思的科长是个纯粹、热情的人，他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他赏识我， 我们有过合作。 在他手下做个刀笔吏， 码码字既轻松又愉快。 二是去团市委或机电一局。 每当这两个部门有写作任务， 出于友情厂团委书记蒋志励总派我去。 我在那两个部门已行走了一两年，交了些朋友。 但以上途径都及不上去上戏。 去上戏，一举两得：既实现大学梦又实现文学梦。可见，我对去上戏是何等的迫切何等的痴迷！
　　很幸运，我在众多人选中脱颖而出，被录取了。 却又很不幸，被人告发，说我讲《基督山伯爵》的故事，散布“封资修”。 这下害苦了我，“至关重要”政审通不过，而离报到只有两周时间。
　　这件事如五雷轰顶， 几乎把我击翻在地。我的心一下跌进冰谷。
　　这件事也震动车间上下， 都为我抱不平。我师傅的师姐陪着恍恍惚惚的我到四处申诉解释；一个平时关系一般的师傅替我向她组织科科长的丈夫说情。 电机厂是近万人大厂，我的车间算小车间，也有几百号人。 当时厂里也有两派，而车间党支部专程开会讨论我的“政审”，一致肯定我、并通过了“政审”。
　　经大家齐心协力， 这场风波很快得到平息。 我如愿地进了著名的高等艺术学府。
　　事后才知，“政审”的背后不知有多少人帮忙，其中一位被提拔到厂部的女干部，与我并不相识，却为我在厂党委游说。 是呀，不然这么严重的“政审问题”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周多时间里扳回呢？
　　某人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他当时到我家问我如何进“上戏”，我的神态极其傲慢，神抖抖的。
　　行文至此，我问自己：在这次人生命运的华丽转身之际，有没有给“为我保驾护航”的推手们一个华丽的“回谢”？
　　没有。
　　如今他们中有的已经不在了。 我自责地问自己向他们道声“谢谢”是不是有些晚？
　　是的。 但，我还是要愧疚地向他们道一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