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动的军警数量来看，应该来自薛立华路（今建国中路）的法租界中央巡捕房，因为更近的霞飞路格罗路（今淮海中路嵩山路）巡捕房的人手没有这么多。薛立华路的中央巡捕房此时是随法租界的西扩刚刚设立的。
　　显然，望志路106号不能再继续作为会址开会了。 但是，会议的议程还没有结束。 于是，代表们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下，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在南湖的游船上完成了会议议程，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具体时间，曾有一段时间并不能明确，只能确定为七月。 因此，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1949年以后，经过多次实地探访，不仅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更可喜的是，经党史界通力合作研究，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终于有了结果。 原来，当初的代表们不全住在博文女校，例外者之一就是广东代表陈公博。 陈公博当时新婚，偕夫人单独入住南京路上新建成的旅馆大东旅社。好巧不巧，在他们入住期间，隔壁房间发生了一件惊动整个上海滩的凶杀案，上海各新闻媒体都做了报道， 而陈公博有记日记的习惯，将这些都记在了日记里。研究者在反复核对后，终于确认了一大召开的确切时间，但这不妨碍将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的决定。
　　1990年，作家叶永烈拜访已介耄耋之年的薛耕莘，他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 薛告诉叶永烈，当年闯进一大会场的陌生人名叫程子卿，当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程在20世纪30年代末曾与他谈及前往李公馆侦查中共一大之事。程子卿是帮会中人，与三教九流都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 薛耕莘有个习惯，常把重要见闻记于自己的笔记本上。 当时，他曾记下与程子卿的谈话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薛耕莘被捕入狱，他的笔记本被收缴。 倘若从档案部门寻觅， 当可查到那个笔记本，看到当年他记录的原文。 现在，他虽不能回忆出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说首先闯入李公馆这件事，他记得很清楚。
　　也有一种未经考证的说法。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听到开会的消息，故意先去盘查，弄出一点动静，让与会者警惕。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确实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并未被捕。
　　薛耕莘是1930年才进入法租界巡捕房的。当年闯进一大会场的人是程子卿，现在只是孤证。
　　兴业路76号现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