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山芋，熟悉它的人一定很多。 黄皮黄心的，红皮红心的，还有红皮白心的，一个又一个山芋，仿佛扔进了我记忆的湖水，荡起了一阵阵涟漪。
　　记得1969年我插队落户到了淮北， 又遇上了当地人称为“红薯”的山芋。 这时的山芋是我们知青的主食。面对白色的山芋粉， 我不知道山芋是怎样变成粉末状的，更不知道该怎样把它做成“饭”。 房东马大娘手把手地教我做山芋“粑粑子”：先将山芋粉兑上水，和好，捏一团在手心里，两手转动拍二三下后就成了“粑粑子”，然后将“粑粑子”往烧热的铁锅边沿上一贴，锅中放点水，盖上锅盖，就可以手拉风箱“烧锅”（当地人说烧饭为“烧锅”）了。 大约10分钟后，掀开锅盖，将事先调成糊状的山芋糊倒进锅里，搅一搅，再烧开锅，山芋“粑粑子”就山芋糊糊的“饭”就算做好了。 我逐渐学会了做这样的饭，还能将山芋粉、高粱粉、小麦粉和在一起擀成面条。 作为从小吃惯了大米的江南知青来说，当年一日三餐吃杂粮可真是个考验。
　　后来我当兵到过福建、 江西， 所到之处常常遇到山芋：部队首长动员报告中说要体谅国家的难处，发扬“南泥湾精神”，训练工作之余开荒种地，种上各种蔬菜，包括山芋。部队食堂蒸屉里的山芋，大多数是部队干部战士的“战绩”，最好吃的要数栗子山芋了，又粉糯又香甜……
　　1988年我回到上海， 在靠近静安寺的南京路上，偶尔能遇到装着一个据说是由柏油桶改成的“烤炉”推车，那是小贩沿街售卖“烘山芋”。 我发现婆婆也爱吃烘山芋，每次去看望她时，就买好带去，婆媳俩面对面边吃边“嘎三胡”。 后来婆婆得了糖尿病，很馋山芋，我就买小一点的山芋，让她吃点山芋，但把大米饭减少些。 婆婆惬意地吃着山芋的情景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1993年4月1日，上海市全面放开粮食价格，“居民购粮证”退出历史舞台，买米不用粮票了，粮店里难觅山芋踪影，人们逐渐开始在小菜场买菜的同时买米，我总忘不了在小菜场买几个山芋。
　　生活逐渐小康的我们开始关注医学专家的告诫：“管住嘴，迈开腿”，此时的山芋成了健康时尚的标配，当年3分钱一斤的山芋价格居然可以高达10元1斤！ 名字也更好听啦，有冰糖白蜜薯，有冰淇淋红薯，还有天目山小香薯、秋甜蜜薯等十多种，点击网购即可品尝。